张三丰《大道论》思想探玄(1)

以道教史上开山立派的宗师级人物而论，几乎再也没有其他的高道像张三丰那样，充满了神秘乃至是悖论：他在世之时即有盛名，尤为明初帝王所仰慕，却总是隐没头角、仙踪难觅；他是以武当山为中心的多个道派所尊奉的祖师，却又以不修边幅的“邋遢仙”形象出现；他对武当道家武学的发展有开辟之功，但关于太极拳起源的争论又使其事迹扑朔迷离。更为关键的是，至今流传下来的《张三丰太极炼丹秘诀》、《张三丰先生全集》等道书中，究竟有多少是张三丰本人真实的著述，哪些是了解张三丰思想的可靠资料，也是个尚存争议的问题。
        当然，从已有对张三丰著述的考证来看，还是可以基本认定：清代内丹西派之祖李西月（涵虚）在前人汪锡龄（梦九）搜集的基础上，复以流传的《张三丰太极炼丹秘诀》参考斟酌而辑成的《三丰全书》，是研究张三丰的较可靠版本。后《重刊道藏辑要》及《藏外道书》中收录之《张三丰先生全集》，也即脱胎于此。在《张三丰先生全集》中，如诗词歌作，经文传记、偈颂宝诰等各种形式的著述，当需加以甄别。而若以最为全面代表张三丰道教思想而言，则非《大道论》莫属。
《大道论》全文五千字左右，通常分上、中、下三篇，载于《张三丰先生全集》第三卷[1]。而据李西月所云：“《明史·文翰类》所载道书目，其中有先生《金丹直指》一卷，又《金丹秘诀》一卷，即今《大道论》、《玄机直讲》与《玄要篇》也。”[2]如果这种篇章的对应是成立的，那么又可以印证《大道论》在整个张三丰著作中的重要地位。即以义理文辞观之，《大道论》意境高远、简赅扼要，充满了三丰著述一贯的行文通畅而涵义丰富的特色。用张三丰自己的话来说，“予论虽俗，义理最美，所谓真实不虚也。”[3]据此可基本认定《大道论》确为张三丰本人的代表作。而且，贯穿《大道论》的，也正是发轫于金代王重阳的全真道思想。我们考察张三丰以武当山为中心所开创的新道派，发现其具有综合南北道教的特点；而以其主流分析，张三丰的道教思想充分发挥了全真道的主旨，同时又使之有所发展。而《大道论》则正可以说是最为全面、深刻地反映了张三丰的道教思想，是张三丰学说的纲要。本文即试从三个角度来探究《大道论》中以全真为本要的思想。

一、融摄三教归一道
几乎自《太平经》与五斗米道出现的时代开始，道教就从来不是生存在一个“唯我独尊”的宗教社会环境中。因此，如何与其它的各种文化形态相处、交流，也就成为道教徒所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尤其是集古印度宗教文化大成的佛教东流中土，并日益扎根、传播之后，道教必须要作出本土宗教所应有的合适对策。再加之儒学不论政治风云的变幻，始终牢据国家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则更不可能使道教无动于衷。这种形势，自唐代佛学几乎完全中国化以及韩李等人力求复兴儒脉的思想史背景出现后，更加影响于道教。使之不能对佛教、儒家采取或联合、或排斥的简单态度，而是需要上升到一个融摄佛、儒从而使道教学术思想推陈出新的高度来进行自我革新。
进一步地，当这种融摄更上升到站在中国传统文化本位的境界，则其所蕴涵的学术价值无疑就更大了。其实，自唐宋以来，佛教天台宗尤其是华严宗的“判教”系统，以及宋儒明显地出入佛老建构理学、心学，均有超越自身文化畛域而以中国文化固有精神为本位整合出新文化系统的强烈意向。于道教一脉而言，冀求完成这一文化工作的代表正是宋元以来的全真道。
总得说来，王重阳及北七真时期的全真道，的确在援引禅学、儒学而丰富发展道教思想方面多有创见。全真道的内丹心性学说，也确实为道教理论在重玄学之后的进一步开拓作出了重大贡献。或者说，全真思想的首要学术背景与特色即在于“三教合一”。舍此则无法在宋元以来中国的社会文化中立足。但是，王重阳与北七真，与其说是适应三教合一的潮流而革新道教思想，不如说他们更多的是以革新的道教思想来推动三教合一的文化大势。金元的乱世，虽然可以为三教中各种新崛起的思想流派提供滋生的土壤，但也很难使它们能沉静下来，在统一稳定的大环境中过滤、沉淀并最终化合。全真道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
以往的全真道研究以及道教史描述，非常重视了早期全真道理论与实践的探讨；而进入到明代之后，似乎全真与正一两大道派都呈现出江河日下的趋势，即进入了所谓道教的“衰落期”。然而不可忽视的一点是，明帝国北逐蒙古、一统天下，论综合实力无疑是当时世界上一流大国中的佼佼者。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包括全真道在内的整个中国道教并非总是在一路下坡；相反，道教中来自教内外的众多文化因素直到明代开始，方才进行真正的大整合。借用中国佛学的话语，也正是在这时道教才真正进入到自觉的“判教期”，开始在金丹